每年的冬季都是流感高峰期，今年與往年不同的是，流感引發了社會對公營醫療系統瀕臨崩潰的關注。就此，民主黨在2月初至3月初，以電話語音方式成功訪問了959名被訪者。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黃碧雲表示，超過了一半市民對公營醫療服務並不滿意，她促請當局必須採取各項措施，解決公營醫療服務多年存在的問題。

調查摘要

     調查發現，有57%的被訪者對公營醫療服務水平非常不滿意/不滿意，表示非常滿意/滿意的只佔23%。

     至於被訪者最不滿意的公立醫院服務，依次為“輪候時間太長”(27%)﹑“病床太少 病房擠迫＂(25%)﹑“醫生護士人手不足 對病人照顧不足夠(16%)﹑“相隔太久才安排覆診”(9%)及 “醫生診症時間太短＂(9%)。

     至於引入海外醫生方面，54%被訪者同意讓英聯邦醫生免試在香港公立醫院服務，不贊成的只佔26%。

     就醫生是否應該集中醫治病人，避免花太多時間從事醫管局的行政管理事務方面，63%被訪者贊成，不贊成的佔21%。

   就解決香港的醫療問題上，被訪者的選擇依次為 “政府大幅增加醫療開支”(18%)﹑“減少單程證人士來港”(17%)﹑“招聘更多醫護人員”(16%)﹑“將病人分流給私家醫生診所”(10%)﹑“興建更多的醫院”(9%)﹑及“改善醫管局的資源運用及管理”(7%)。至於認為這些方法都可以的，也佔9%

民主黨的建議

     負責此次調查的民主黨醫療政策發言人黃碧雲表示，市民的意見很清晰，超過了一半市民對公營醫療服務並不滿意，她促請當局必須採取各項措施，解決公營醫療服務多年存在的問題。

     黃碧雲指出，香港公營醫療系統病房擠迫，病床不足的情況，多年來無改善過，甚至愈來愈差。以病床為例，1989年醫管局未成立時，公立醫院的床位數目為25,000張，2001年，病床數目增加至28,877張，到了2018年，病床數目是28,355張。換言之，以三十年計算，只增加了3,000多張床位，但是，以二十年計算，病床數目是不加反減。

如果以人口與病床比例衡量，1989年每1千人有4.4張床位，但隨著人口增長，2018年的數字為每1千人有3.8張床位，這數字未比起1974年時的情況還不如，當時每1千人有3.9張床位。黃碧雲指出，從這個角度來衡量，香港的醫療服務是倒退回50年前。

　　至於輪候時間，更屬離譜，2017-18年，次緊急病人於急症室服務的平均輪候時間為109分鐘，最長為聯合醫院，平均需等候177分鐘，非緊急則為127分鐘，最長為聯合醫院，平均需等候228分鐘。在流感高峰期，曾有紀錄輪候時間超過8小時。至於各專科服務，新症病人要等兩年是常事，眼科的病人更動輒需要苦等三年。黃碧雲認為，這種服務水平只會見於第三世界，醫管局成立多年，仍未能將專科輪候時間縮短，顯示管理水平急需改善。

     民主黨醫療政策副發言人袁海文指出，雖然香港的醫療制度是雙軌制，公私營並行，但絕大多數市民仍然選擇公立醫院的服務，所以，當局應該從引進和挽留醫生﹑護士及各級專職醫療人員的方向著手，避免他們大幅度流失至私營醫療系統。

     就此，民主黨促請當局採取以下措施，包括引進及挽留人材﹑讓醫生減少行政工作及重回本業等方向，令市民可以使用合理的公立醫療服務：

(一) 讓海外優秀醫學院醫生 免試在香港公立醫院行醫

參考新加坡模式，列出海外合資格著名醫學院名單，讓符合相關資歷海外醫生可申請有限度註冊，以免考試方式在公營醫院服務。

(二) 訂明醫科畢業生專科畢業後，需在公營醫院服務至少五年

醫科畢業生在公營醫院實習及取得專科醫生資格後五年內，需留在公營醫院服務，令公營醫院長期有穩定人手提供服務。

(三) 減少醫管局會議次數及時間，讓管理層醫生往前線診治

 現時，醫管局總部及各聯網的主要行政人員均屬醫生，醫管局15名主要行政人員中，有13名為醫生，包括行政總裁1名、地區醫院聯網總監7名及總辦事處內5名部門總監 / 主管（總辦事處內只有財務部總監和機構事務主管不是醫生) 。醫管局轄下41所醫院及醫療機構的行政總監，亦清一色為醫生。

民主黨認為，醫管局有醫生背景的行政人員，應減少會議次數及行政工作，重回本業，在前線帶領其他醫生診治患者。長遠而言，公營醫院發展方向﹑醫療事務決策及行政事務職位，應交回給專業的醫療行政管理人員擔任。

 (四) 增加專職醫護人手及待遇 制訂挽留計劃

 醫管局內各專業職系人長期短缺，以護士為例，護士對病人的比例持續偏高，當局應增聘護士，使護士病人比例達到1:6國際水平。當局需對護士職系恢復現金津貼的安排，及提供額外增薪點予已獲取專科資格的護士，以提高士氣，挽留有經驗的人才。至於其他專業職系，當局亦應提升待遇及挽留人才計劃，包括增加他們專業上的權責，以分擔醫生的工作量。

(五) 削減單程證數目 取回港方審批權

新移民來港成為香港居民，確實會對香港的醫療﹑房屋及福利服務帶來沉重負擔。特區政府應該與內地部門商討，按香港實際情況和人口負荷能力，適當地削減單程證數目，例如將申請非核心家庭如年長父母或成年子女放在最低團聚的級別。

另外，由於香港沒有審批權，對於來港人士的背景﹑性別﹑教育程度﹑經濟情況等等一無所知，政府難以因應新來港人士的結構作社會服務規劃。因此，香港必須參與審批，以便籌劃和制訂長遠的社會服務。

民主黨醫療政策發言人

黃碧雲﹑袁海文

2019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