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倒流30 年，英國解密的「香港未來」文件，讓人看到歷史的唏噓與滄桑。

當年，最觸動人心的是趙紫陽的信。他向港大學生會的同學保證： 「將來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們所說的『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

民主治港，理所當然，這封信對支持回歸的大學生，是極重要的鼓舞。那時，他們是香港的少數，被主流民意所掩蓋。

事實說明一切：中英談判接近破裂，香港樓價跌了一半，港元兌美元由4.5 比1 跌至9.6 比1，超市連日用品都掃光，恐慌的氣氛有如劫後，中產家庭準備移民，有些移民國家連名字都未聽過。

更致命的一擊，是有150 年歷史的四大洋行之一，怡和遷冊百慕達，恆生指數再度暴跌，引發鄧小平收回香港最深層的憂慮：如果香港經濟垮掉，社會大亂，中國怎麼辦？

趙紫陽民主承諾深埋港人熱望

在香港紊亂、人心動盪的時刻，趙紫陽的回信與承諾，起碼能爭取香港年輕一代，願意以民主的未來接受回歸的現實。

誰人料到，這是30 年未竟的夢？

隨著中英談判的碰壁，英國也作出民主抗共的部署，在香港引入代議政制。

這是港英殖民統治前所未有的質變。過去，無論高壓還是懷柔，港英都牢牢掌握香港的統治權：英倫指派的港督，英官掌控的三司、保安和警隊，港督委任的行政立法議員，形成一個環環相扣的權力系統，監視和壓制各種異見團體和社會力量。

當年學聯與大學學生會、知識精英雲集的觀察社、司徒華領導的教協會，全被港英秘密監察，嚴苛的《公安條例》，民主固然沒有，自由也深受威脅。

這樣的歷史和經歷，讓我們那一代年輕人，對港英殖民地政府從來痛恨，包括那些保釣被警察打得頭破血流、在反貪污捉葛柏行動被捕的同學。

但中英談判的轉折時刻，英國推出香港的代議政制，區議會選舉只是開端。如今，揭開30 年塵封的歷史，才知道英國打算去得更急更遠，連港督和立法局都可以民選，行政局由民選的立法局議員間選產生，較諸今天港人爭取的民主還前衛。

遺憾的是，這個急就章的前衛民主，被當時的高等華人鄧蓮如強烈反對，也因為戴卓爾夫人擔心影響中英談判無疾而終，但英國仍抱著民主抗共的思維，拒絕港人居英權，引入了代議政制，這是英國國會審慎思量，配合英國撤退的香港政策。

不管英國怎樣想，民主總是好東西，司徒華當年曾說：選舉是最大的群眾運動，區議會也不放過。於是，民主派一面爭取1988 年立法局直選，一面全力參加區議會選舉，進而參與市政局和立法局選舉，視之為政治「位置之戰」，推動了香港民主運動和政治聯盟。

香港的1984 年，是歷史和政治極重要的分水嶺，標誌著中英兩國由鬥爭走向協議，標誌著香港由殖民地走向回歸中國，標誌著民主派和民主運動的萌芽，標誌著港人的自主意識和政治覺醒。

香港，再不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而是有民主追求和覺醒的國際城市，1997 年要回歸到社會主義專權的中國，走向不可預知的前途和命運，並且50 年不變。

在這躁動不安、人心惶惶的時刻，發生了中國八九民運和六四鎮壓。

那時，香港百萬人上街聲援北京學生，眾多慷慨激昂敵愾同仇的口號中，最觸動人心的是「今日北京，明日香港」，人們從北京的血腥鎮壓中，照見了中共的殘暴和香港的危情，加深了港人恐共、拒共、抗共和反共的思想，鞏固了民主派與港人爭民主的勇氣和決心。

然而，香港很快遇到伊索寓言的北風壓境。那是《北風與太陽》的香港版，每一回港人大規模的抗爭，即使獲得本土的短暫勝利，都促使中央收緊往後的政策：八九民運的百萬人遊行，強化了《基本法》23 條顛覆的內容；反對《基本法》23 條的立法，引發了中央對香港更有力的干預；當前，反對梁振英劣質施政，導致特首述職規範化；逐步發酵的和平佔中，更觸發「中央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的威嚇。

鷹派當道激進派加倍奉還

香港陷入北風南下的循環中：港人的反抗愈激烈，換來更強力的規管，收緊民主政制與高度自治。

如今，中央鷹派當道，激進派加倍奉還，中港矛盾加速升溫，官民鴻溝不斷拉闊，連解放軍也捲入怨憤的漩渦，挑起了國家主權和安全的爭議。

衝突發生在中美對峙的年代，加深外國勢力顏色革命的疑慮。於是，香港的特首普選方案，是中央鷹派對香港激進派，中間大眾的聲音接近掩蓋，這絕對是悲觀的開局。

回到現實，權在中央，中央可曾想過，中港衝突的深層原因，並非中央過去不用力支持香港經濟，而是長期拒絕香港實現真普選，加深港人對中央違諾的質疑，傷害中港兩地薄弱的互信。

以當前政治爭論的焦點全民提名為例，源自對特首提名的政治篩選，倘若中央承諾沒有篩選，不同政治力量的代表皆可參選，讓市民作真正的選擇，社會自然會將更多的心力，用在民主管治的設計之上，用在組織參政的結盟之中，不會讓爭論內耗不休，讓兩極分化愈走愈遠，讓中間大眾沉默厭倦。

按照這樣的趨勢，只有兩極，沒有中間；只有對抗，沒有對話；只有硬碰，沒有和解；只有誤讀，沒有了解；只有各自的道德高地，沒有凝聚成主流共識，怎能讓特首選舉方案獲得立法會三分之二通過呢？

當前，中央恐懼普選引發顏色革命，民主派渴望無篩選的真普選，要尋找政改的主流共識，必須消解雙方的憂慮和恐懼。

但中央的恐懼和憂慮真確嗎？外國的顏色革命不可阻止嗎？主流的香港人真懷抱獨立之心嗎？將來的特首必須遵守《基本法》，而《基本法》第一條寫得分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普選的特首怎能違反《基本法》的天條，向顏色革命和香港獨立靠攏，然後走向中央罷免的命運呢？

中央更應該相信香港人，他們只希望安身立命，下一代能夠自由安樂，怎會冒不能實現的大風險，支持香港的分離與獨立呢？

不要因為幾支龍獅旗，幾個闖解放軍營的青年，誤判了香港的主流人心，阻礙了真普選的實現。不要因為幾個異見者，便設計一個篩選的制度，與爭民主的市民對立，製造中港的矛盾與對抗。中央要團結香港的人心。港人從來務實，他們追求普選，並非為了獨立，而是為更好的生活，實現30 年前的民主夢。

即使台灣的民進黨，建黨以台獨作黨綱，經歷了政黨執政與輪替，最近竟提出「凍結台獨」的主張，承認「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現實，爭取總統選舉的勝利，主要是為了執政。

當台獨逐漸走向緩和，何必誇大港獨的可能，連普選也要封殺，引入篩選的機關呢？

當港人支持的領袖，無論建制派和民主派，有人被篩走無法參選，香港政治還能平靜安穩麼？那時，中港衝突達到沸點，反助長激進的力量，走向叛逆、獨立與分離，逼上梁山的顏色革命，誰是始作俑者？

這是香港民主的關鍵時刻，港人對民主的等待太漫長了。如今，已不能迴避，不能打折，不能造假，不能篩選，否則要付出更沉重的代價。

英國揭示的解密文件，趙紫陽民主治港承諾，深埋港人的期待和熱望。時光飛逝30 年，民主正道是滄桑，撫今追昔，倘若再誤機緣，政改原地踏步，普選擦身而過，能不感慨萬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