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y） 所謂「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y）主要是政治學者在90 年代，把這個源於經濟學領域的理論，引伸和應用於政治學發展的研究中，這個理論簡單概括的說：是指在動態的政治環境中，某個指向特定方向的行動、過程引來正面的回應（positive feedback），成為一個自我鞏固的過程（self-reinforcing process），從而引致和促進未來循着相同方向和路徑的發展。這個先前的過程，便產生路徑依賴的效果。 

 

學者更從這理論的應用研究發現在一個動態的環境中，有一些表面看來是相對較細小的事件，但若發生在關鍵的時刻中（Critical juncture），可能產生相對巨大和重要的效果，和日後的連鎖反應的影響。此外，在政治制度和架構的改革中，路徑依賴的理論更有突顯性的解釋效果，因為任何制度都有一定的結構上的惰性（institutional inertia），但一經啟動，特別是走向開放方向的發展，要逆轉回來，卻可能沒有出路或要付出極大的代價，原因是明顯的，就是制度的開放改革帶來群眾參與，從而不斷提升參與的期望，甚至會演變成期望的革命（revolution of rising expectation）。

 

回顧香港歷史，在過往40 年中，有幾次制度的改革發生於關鍵時刻中。雖然都不是革命性的改變，但卻帶來了日後不可逆轉而有深遠意義的發展，例如：70 年代，政府成立廉政公署來認真執行反貪污的法律；80 年代，港英開放推動代議政制改革，引進區議會和市政局分區直選和立法會功能和間接選舉；90 年代，香港訂立了有凌駕地位的人權法案，此法案在回歸後繼續有效；回歸後10 年，政制循民主方面發展至2007/08 年，立法會60 席中有半數是由直選產生。 2010 是對2012 年政改表決的關鍵時刻，2005 年民主派否決07/08 的政改，但今次中央願意妥協讓步，接受有進步的改良方案，並願意就2017/20 的普選路線圖，繼續與民主派會談。

 

如果我們在這關鍵時刻，放棄階段性成果，不但會失去2012 改進的機會，更可能影響日後民主進程的談判和爭取機會。 上述的發展過程，在開始時都不見得是革命性的改革，但在過程中，其深遠的影響才慢慢顯示出來，而幾個發展過程中累積的量變效果形成了「路徑依賴」，鞏固了民主發展的基礎條件。

 

乙. 政治和文化理論學者馬國明曾撰文指出，本人這個量變的漸進主義的鼻祖是曾修正馬克思主義而提出社會主義進化論（Evolutionary socialism）的德國社會學家Eduard Bernstein。馬兄認為，Bernstein 的進化論已經徹底的失敗了。我絕不介意把我提倡的路徑與Bernstein 相提並論，事實上兩者有理論亦有相通之處，但若指Bernstein 的理論是被歷史證實錯誤的，我卻不能苟同。 其實，Bernstein 指出有鑑於西歐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狀况，工人階層起來進行暴力革命，打倒資產階級的機會不大，故他主張在當時的制度上爭取改革，包括參與民主選舉，爭取工人和低下階層的支持、建立社會福利和保障制度，以和平漸進的方式實現社會主義。他的主張基本上成為二次大戰後，德國民主社會黨的政綱，亦影響了二十世紀整個歐洲的民主社會主義動運的發展。或許馬克思主義者會繼續指摘Bernstein 之流是離經背道的修正主義。但與其流於教條式爭論，倒不如看看到底誰是歷史上的勝利者。

 

今天，不少觀察者，包括從內地移民至西歐和加拿大的移民都說：中國和蘇聯已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政治目的暴力革命，最後都失敗了。但只消看看民主社會主義如何在二戰後得到長足發展，成功建立當今的北歐福利國家體系， 便知道Bernstein 所言非虛。承繼其精神的社會主義者，把信念帶入議會，以國有化、社會再分配等政策為主軸，以漸進的方式改革社會，這正是以民主制度和福利主義救了馬克思和社會主義，所以，那怎可說Bernstein 的社會主義進化論是失敗呢？

 

丙. 有人問：如此溫和的漸進主義和量變理論，可以在必要時發揮強而有力的抗爭力量嗎？放棄了一股作氣的革命精神，我們這些「溫和派」可以面對強權而不失原則立場嗎？這些問題，使我聯想到50年代初，在法國左傾思潮中，兩位哲學思想界巨人，一位是稱譽為歐洲良心而榮獲諾貝爾1958 年文學獎的卡繆（Camus），另一位是當時極具影響力的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Sartre）的爭論。卡繆出版了他的哲學小說《瘟疫》（The Plague）及政治理論《叛逆者》（The Rebel）後，他便被法國的激進左派，包括沙特所支持的法國共產黨，指摘為背棄了「革命的理想」，但其實卡繆在其哲學中，提出的反叛精神（Spirit of revolt），是要對抗人生的荒謬（absurdity）、痛苦和不公義，並從而建立反極端、合理和有節制的平和價值觀（ethic ofmoderation）。 卡繆重視每個生命的完整人格和價值，他不接受任何歷史都有其絕對目標，因為這可令革命者可以操縱一切手段，使個人的人格便會淪為次等，以至出賣了真正的反叛精神。

 

然而革命者卻為了遵從革命的絕對目標，便會臣服於無政府主義到共產主義的規律中。故從這角度看，我們這些不斷爭取改革的人，正如卡繆畢生的奮鬥一樣，縱使採取較溫和的路線，仍須擁有一種對抗專制、不公義、不人道的反叛精神，但與革命者不同的是，如卡繆在《叛逆者》一書所說： 「任何歷史性的實踐大事都會帶來某程度、合理的風險，但絕不能利用這風險去合理化極端或不擇手段的絕對主義者的立場。」 在1953 年的一篇演說中（節錄於《Resistance，Rebellion and Death》一書內的〈Bread andFreedom〉的一章中），卡繆曾這樣說： 「我們不要以為可以一天內成功取得所有理想和自由，就如我們退休時得到的退休金一樣，因為各種自由是從痛苦中逐一爭取所得來的；我們當然感到在每一階段中得到的成果是不足夠的，但每一階段的成果，都為我們最後爭取的整體自由而鋪路：如果我們同意壓制這些成果，我們始終得不到進步。同樣地，如果我們向後退卻，這樣終有一天我們會在同一路上重拾舊步，到時我們將需要花耗更大的、以人類血汗付出的力量。」我十分認同卡繆的反叛精神和平和的價值觀。

 

總結 文化學者林崗在其近著《邊緣解讀》內這樣說：「良知和道義、激情融匯滲透在權力運作中……最終必將人類社會的利益分歧、信仰分歧和思想分歧化成善惡對立，正義和邪惡的搏鬥。在這樣善與惡殊死的決戰中……任何漸進的主張和改良的建議，都會被視為對邪惡勢力的屈服和對善的背叛。」我認為，林崗先生的見解十分精闢，亦清晰的顯示了今天邀進派對民主改良派（包括民主黨）攻擊的思維和心態。 其實，這種二元對立的教條思想模式是專制思想的根源，亦是排斥不同意見的反科學精神。當然，在現實政治中，從政者要有堅守的理想和價值觀，但在實踐的過程中，要面對複雜的環境、政治局限和社會期望，因此需要摸索可行的方案，無論是鬥爭、妥協或對話的手段。這些策略，是對是錯，都難以在短期內判斷和下定論，但我們要有開放、包容的心，匯集同一目標的政治力量，結合多種經驗、路線，向前推進，把民主逼出來！（按：此論述只通用於香港現時的政治格局，但對大陸的民主運動，卻未必適用。）

 

【結合多元抗爭路線系列．三之三】 刊於2011年5月12日《明報》